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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母亲

2018-07-13 10:00:48  来源:云南日报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去想,母亲已走了六年了。六年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的失母之痛,如一根断在身体里的针头,无时不在随岁月的移动而逐渐深入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灵魂的每个角落。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除了歪歪扭扭能写出她的名字何秀英三个字外,其他大字不识。但她却是一本无字的书,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苦难,面对生活,以及如何为人处事。自我们兄妹有记忆以来,瘦小体弱的母亲,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把笨重的锄头和磨得又光又亮的扁担,她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母亲的一生还是令人心酸的一生,父亲生性脾气暴戾,动不动就对母亲和我们几兄妹拳脚相加,而母亲为了更好的遮护我们,不得不吞下所有的苦和遭受父亲更多噩梦般的打骂。她一生忍让,是在苦水中浸泡的一生。

据母亲早年讲,我从小是个“病秧子”。胎中营养不足,生下来时又瘦又小,哭声如猫叫。一岁前,白天母亲随村民们集体到地里干活,为了多挣工分,母亲把我塞进背篼里往田地边一放,往往半天也顾不上看一眼。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少大叔大娘安慰母亲“唉,养不活就算了,就这个小猫仔样子,恐怕今后也养不成啥气候。”可母亲却从没有一丝放弃。她奶水不足,白天夜晚一有空,就厚着脸皮抱着我去同村那些正在喂孩子奶的嫂子家串门,借机求人家喂上我一口。我羸弱多病,眉蔫不开,她四处寻找偏方。凭着她的不离不弃,靠着药罐子,我逐渐找回了属于我的那条生命的精魂。

稍大时,开始成长的我又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全身长脓疮。这可恶的脓疮,初长时如黄豆般大小,大的如古时的银元,恶痒巨痛,遍布全身。边治边长,此消彼长。少时几十个,多时上百个,小的红肿化脓,大的往深处溃烂,清洗时可以看到手臂和大腿上的森森白骨。那时家里穷,买不起什么好药,全靠寻找民间偏方治疗,什么蝙蝠屎敷,蜈蚣泡酒擦等等无一穷尽,但始终不见好转。母亲听说地里有一种叫苦蒿的植物,其味巨苦,虽然不能治好脓疮,但可以以毒攻毒,短时止痒止疼。母亲便不顾苦蒿的巨苦,每天从地里扯一抱回来,一把把塞进嘴里,嚼烂后一一敷在我的脓疮上。而每次敷完苦蒿,母亲不仅要口舌麻木好一阵子,而且常常因为苦水反胃,蹲在地上要干呕半天。

有一年,可恶的脓疮越长越多,在我右脚膝关节正背后的腘窝处,形成了巴掌大的一片溃烂区,导致右腿无法伸直。经过几个月治疗,这片溃烂处终见好转,开始结痂。然而没想到结痂时,由于患处长时间无法伸屈,好转后新长出的肌肉像一条条筋索,紧紧地把大腿和小腿拉扯在了一起,让我根本无法伸直站立。一天傍晚,父亲酒气熏天地赶场归来,见母亲正在给蜷缩着的我擦药。父亲二话没说,上前一把如抓青蛙般提起我的右腿,一手按住我的大腿,一手扯起我的小腿,用力一掰,只听“嗞”的一声肌肉撕裂声,我便痛昏了过去。面对残忍的父亲,母亲不敢有半点阻止,只有过后才敢上前抱过我,一边为我止血,一边撕心裂肺地放声痛哭。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母亲提着前一天从邻居家借来的10个鸡蛋,背上我翻山越岭去十多公里外的晓井村,找当时在乡里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蔡正权给我治疗。那时,家乡生态还较为原始,随时可见豺狼、豹子、野猪等凶猛动物出没。加之当时又正好是家乡满山遍野的苞谷抽穗季节,母亲背着我一出门,就像走进了原始森林。穿行于阴森的苞谷地和丛林小道间,母亲本也心惊胆战,再加之林间偶尔突兀传来一声兽叫鸟鸣和风吹草动,母亲更是吓得全身发抖,只有等惊恐平息半天才敢再次往前迈步。为了缓解恐惧,她一边走一边不停的跟我搭话:“幺(爱称),你要好好的哈”,“ 幺,你看路边那朵花开得好好看啊。”而一开始,我还能有一声无一声地回答她一声“哦”,可到后来,我的回应声气如游丝,越来越小,往往要母亲叫上好几声,才能勉强发出一点声音。母亲感到情况不对,放下我一看,见脑袋耷拉在背篼里的我,虽然在她“幺,幺,幺”的呼声中,偶尔也能梦呓般发出一点声响,但眼睛却从未睁开。母亲见我身如游魂随时可能断命的样子,吓得半死,从背篼里抱出我,紧紧抱在怀里,一边摇晃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不顾一切往晓井赶,一边不停地呼唤着我“幺,你不能睡哈,幺,你醒醒……”就这样,母亲用她那最原始和本能的母爱,让一颗早该萎谢的病秧子慢慢地缓过了命来。

生活在那个年代,饥饿是我们那代人感同身受的最难忘的回忆。记忆中,母亲就是我们小时候望眼欲穿的“口粮袋”,只要母亲出门归来,她那满是泥土的补疤裤包里,总能摸出一两样能吃的东西来。有时是几枚生涩的野果;有时是两条拇指粗细的红薯;有时是一节生萝卜;有时是几根如甘蔗般甘甜的苞谷杆。母亲千方百计把我们喂饱,而她自己却常常饿得淌清口水,也舍不得多吃一嘴。

那时我们一家人往往半年也吃不上一口肉。要吃一顿做梦都想吃的肉,大多只有赶上同村人或远亲近戚,举办红白喜事摆酒席的时候。家乡摆酒席,有一道人人眼睛都瞪绿了的主菜,也是唯一的一碗荤菜——坨坨肉。酒席有规矩,肉每人只有两颗,且厨师在舀肉时也是一颗一颗地细心数过的,每桌8个人,一碗肉共16颗,不多不少。母亲每次去参加酒席,到搛那两颗肉时,先搛来放在碗里,摆在饭边上,等米饭素菜填饱肚子,碗里就剩下两颗肉。当同桌有人看见她碗里两颗肉没有吃时,她不好意思地搛起肉用嘴轻轻抿了一下说:“唉,今天有点不舒服,见油荤有点反胃。”于是不顾人家见笑,从衣兜里摸出一块用旧布自制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将两颗油汪汪的肉包裹起来,塞进了衣兜里。每次吃完酒席,母亲都是十分兴高采烈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一手伸进放肉的兜里,握着那团肉,还常常身不由己地轻轻哼上几句山歌。快到家的时候,就听她站在我家门前不远处的山坡高处,对着村里高声大气地喊:“贵卯、爱华(我哥和我的小名),回来啰!”而每当这时,我们便如战士听到号令般从村里的小河边、伙伴堆里、甚至去放牛的半路上,撒腿往回冲。母亲见我们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样子,一边叫我们慢点,一边笑着抚抚我们的头,随后慢慢地把手伸进兜里,如掏宝贝似地摸出那团用手帕包好的肉,再小心翼翼的打开,然后用右手拇指和中指轻轻搛起,用左手护着,慢慢送进我们如小鸟般张着的嘴里。

1985年,我和同村伙伴登碧带着收来的一些药材和一袋菜花蛇,第一次走出大山,闯荡省城贵阳,去看外面的世界,不料身上仅有的50元钱,在火车上被小偷偷得一干二净,所幸在花溪林场找到一同乡收留我们,让我们帮林场厨房烧火烧水。两个月后,我们总算挣够路费回家。但没料到,我一回家便遭到脾气火爆的父亲一阵追打,几天没敢进屋。这时,公社里正好开始征兵,我告诉母亲,我想去考兵。母亲将我的想法告诉父亲,遭到父亲一顿臭骂。尽管父亲反对,但等父亲去学校教书住校后,母亲却竭力鼓励我去试一试,并催我抓紧去公社报名,免得过了时限。那年,部队正开展大裁军,征兵名额很少,一个公社就一个名额,要考上兵也非易事。淳朴的母亲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赶场天从家里背上10斤黄豆,到场上卖了后,递给我两元钱:“幺,你想当兵,这两元钱你拿去请人家管事的吃顿少午(家乡赶场天,见亲戚或贵人,请客让人吃一碗面条或一杯酒)”。但由于钱太少,加之我内心胆怯,怕人家不给面子,我在场上看见武装部的同志,跟着人家屁股追来追去,一天也没敢开口。

然而,有幸上帝垂青,原本不抱任何希望,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我,竟然从公社近200名报考者中,做梦般地成了唯一名额的幸运儿。

到部队后,我时刻把母亲“去了就好好干”的嘱托记在心上,遵规守纪,勤学奋进,认真学习写作技巧,积极撰写新闻报道,成绩突出,不到几年被部队破格从士兵提干,又几经辗转调进了驻扎于省城的部队机关,并在这个城市结婚安家。

生活好了,我几次把父母接到部队,想尽力陪陪他们。每逢节假日和工作之余,只要有一点时间,我就想方设法带父母去周边公园玩。他们内心虽然也很高兴,但私下却又十分焦急,总怕耽误了我的工作,影响了我的前程。于是每次玩不到半月,便要匆匆回家。而每次回家前一夜,母亲都要拉着我,反复告诫我,要感谢部队的培养,要好好工作,千万不能出错。

 2011年,我工作生活都逐渐归于平静和安定,本以为可以好好陪陪母亲,尽尽儿子孝心之时,却遭遇了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悲哀。母亲因病匆匆地离开了我们,她没有等到儿子陪她多走一走,多吃几顿像样的饭菜,多穿几件新衣裳,她甚至连去世都没有太多麻烦儿孙,从突发脑梗到去逝,她走得平静而安详。生病期间,我回去看她,她虽然已不会说话,但当我无助地有意在她面前讲笑话逗她开心时,她竟然意外地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咯咯”笑声,这几声“咯咯”的笑声虽然是母亲与我们的最后语言交流,但却让我感到无比安慰。因为我从母亲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声“咯咯”笑声中,欣慰地看到了她留给我们几个子女的,是她难得的快乐的影子。我想她是有意以这几声“咯咯”笑声作为与我们子女的告别,好让我们今后怀念她时,首先让这笑声,去屏蔽她一生的辛劳和心酸。

转眼母亲走了六年了,我常常在心中用很多词语来描述母亲,用土地、月亮、星空、港湾等一些说不尽的词来比喻母亲,也用像温暖、善良、勤劳、贤惠、坚韧等许多具有抽象意义的词去表述她的一生。然而这众多词语却怎么也无力将心底的母亲还原。只能把对母亲的无尽思念化成深切的呼喊和请求:母亲,请你下辈子再做儿的亲娘。

周其常

责任编辑: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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